浏阳网3月22日讯（浏阳日报记者胡敏通讯员彭啸洪）3月19日，陈群雄从日本东京回到浏阳。此时，距离日本大地震已有8天时间。

在这短短的8天时间里，包括陈群雄在内的数位浏阳籍日本留学生，均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次“死亡之旅”——从大地震，到海啸，再到核辐射。而即使安全回到家乡，但他们依然不会漏掉有关日本大地震进展的任何一条讯息，包括日本宣布放弃福岛第一核电站，包括日本当局何时能启动灾后重建……

那么，当3月11日大地震突袭日本东北沿海，海啸接踵而至，核辐射笼罩岛国之时，这些浏阳籍日本留学生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灾难中日本人的表现？为此，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他们，并采访了包括陈群雄在内的三位分别在东京、仙台和大阪的留学生。

飞越重洋，回到故乡的留学生们讲起自己在日本地震时的见闻时均提到，“他们（日本人）都很平静地面对大灾难，并非常有秩序地等待救援，没有哄抢者，只有排队长龙。”无疑，让他们感受深刻的，是对于灾难，日本人的那种坦然接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实际中的体现，就是忍让、节制、自我管理与相互协助。

去灾区，他给国内记者做向导

在地震后的日本，很少见到一个哭泣者，国内媒体记者几乎无法抓拍到日本人悲痛的神情。

电视上反复播送的日本核泄漏画面，在陈群雄回家前，亲友密集地跟他联系，“你什么时候回来啊？”3月21日，谈起这些时，陈群雄很淡定地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东京街上，普通人并没有为此改变生活节奏。”

3月16日，陈群雄搭乘航班回到国内。此前的一天，他刚刚从灾区重地仙台市返回东京。

时间再回到3月11日下午，一场里氏9.0级的特大地震袭击了日本东北部海域，随后一场高达10米的海啸狂卷而来，所到之处，一片汪洋。“我当时正在家里睡午觉，并没有很在意。”陈群雄说，但随后接到的政府信息，才知道，“震级是历史上最高的。”

东京显然受到了震荡，地铁停运，数百万人步行回家。陈群雄找到了自己的同学，大家在街上看到人们有秩序地行走，电视台及时播发了地震海啸的画面。

地震信息迅即被传递，国人也开始关注在日本的中国公民。但随后几天，陈群雄在东京照常上班（正值春假学校未开学，陈在打工），直到3月15日，他跟着国内来日采访的媒体记者去了重灾区仙台，充当向导与翻译。而当天上午11时，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核电站危机发表告国民书，称受损核电站还有进一步放射性物质泄漏的可能。

而陈群雄依然去了距离福岛核辐射中心较近的仙台市，“给他们当向导，希望能把最真实的灾情传递到国内。”陈群雄说。

在海岸边，海啸袭来的废墟犹在，但整个灾区几乎听不见哭泣的声音，“人们默默地在清理，他们坦然接受这种难以抗拒的灾难，显得很淡定。”陈群雄说，国内记者对此表示惊讶，“很难拍到想象中那种悲天哭地的画面，这哪是经历过9.0级地震的灾区？”

记者们仓促地从东京出发，到达仙台后，吃、住、行都成了问题，“他们以为有酒店可以住，而实际上为节电，很多酒店都关门歇业。”陈群雄透露，如果有国内媒体想继续前往灾区采访，“最好先做好各种准备，要提前备好足够的食物和水。”

地震时，她赶回宿舍喊同学

如果地震未发，目前正是日本观赏樱花最好的季节。很显然，苦难的日子也许还会很长，但是日本民众表示他们不会放弃希望……

就在陈群雄带着国内记者前往仙台重灾区的时候，他的老乡、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赴日交换生朱雅琳正待在位于仙台市的东北学院大学内。

在这个鲁迅先生曾经停住的地方，地震中的人们被各种传言所包裹。“因为离福岛还是很近，大家还是有点担心。”朱雅琳说，虽然核电站危机尚在，“但并没有打破人们的生活秩序，市民们在街头排队购买食物。”而在当地的避难所里，则几乎听不到喧闹，非常地安静，人们在耐心地等待政府发布明确信息。3月11日大地震后，整个仙台大停电，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系统陷入瘫痪。

朱雅琳说，在没有路口指示灯的情况下，“没有一辆车违规，司机们自觉等候通过。”而网上一张流传甚广的图片显示，在核电站危机发生后，从福岛驶出的车子变成长龙，与之鲜明对照的是，空无车辆的反向车道上，没有一辆汽车逆行。

而让朱雅琳难忘的，还是当天地震发生时的场景。在邮局打工的她，3月11日下午正在递送邮包，“我下意识地跑到空旷的地方。”

但她想起另外两个还在宿舍的同学。她掏出手机，已经没有了信号。朱雅琳骑着自行车赶回楼下，冲上楼去喊同学，“发现她们都在安全位置，我们又赶到人更多的地方。”

很显然，如果地震未发，目前正是日本观赏樱花最好的季节。去年秋天才去日本的朱雅琳说自己错过了这次赏花时节，“如果核电站情况好转，我就会启程赶回日本。”

■地震亲历

离开大阪，她在登机前遭遇大地震

陈群雄和朱雅琳每天都关注着有关日本的消息，在位于金刚集镇的家中，杨更强每天也打开电视，收看关于日本地震的消息。

杨更强在日本大阪产业大学学习国际经济，3月11日下午，地震发生的时候，她正在候机坪等待航班。已经做好回国准备的杨更强，没想到在机场候机时遭遇了地震。

大阪处于日本关西地区，离震中的日本东北部比较远，但民众的感受也很强。“我也感觉地面震了一下，通信也随后中断了，但航班并没有取消。”

出发前，杨更强给母亲发了一条信息，说自己要回来的消息。3月11日下午4点左右，母亲从电视上看到了日本地震的新闻，担心女儿安危，“一直处于焦虑中。”

直到晚上九点多，从大阪飞到香港的杨更强赶紧和家人联系，并告知了自己的情况后，母亲才长舒一口气。3月12日，杨更强回到了家中，“很多同学都没有回来，他们并没有显得很慌张。”

■认识日本

地乱了心不乱，在大震灾里读日本

“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害，并能泰然处之。”在《日本人》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埃德温·赖肖尔试图分析日本人在自然灾难前的心态，“灾害助长了宿命论观点……日本人有一种承认自然界可怕威力的宿命论思想。与此同时，也锻炼出了在这种灾难以后重新开始奋发图强的巨大能力。”

日本人同时将自然灾难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在传统文化中，地震和海啸与庄稼和果实被同样视为“天赐”的一部分。灾害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历史和命运的一部分，日本人的灵魂中有着坦然接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愈是深重的灾难，就越会让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凸显。

在《日本心魂》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克里斯托弗分析说，由于“有史以来此起彼伏地蹂躏日本岛屿的台风和地震”，日本人在心底里总有“一定会出乱子”的强迫性的危机感。与各种自然灾难与坎坷的民族历程相伴的经历，给日本人带来了先天的心理压力，加强了日本人性格的重要方面：部族价值观、儒家道德观、重等级、讲忠顺等等。

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日本人具有这样的共识：个人对他所从属的社会负有重大责任，个人对集体负担的义务没有止境。“那不关我的事”——这在日本是几乎没有道理的一句话。（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