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凯旋（左）与同事在厂区门口合影。他的身后，一座世界级工厂，见证了中国制造业的繁荣与务工潮的涌动。

生产线、《泰囧》、淘宝购物、玄幻小说。

当这几个元素组合在一起时，就成了徐凯旋与他的浏阳老乡们深圳生活的全部内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受访者大都是90后，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属于85后；他们都来自浏阳的乡村，中学毕业后，进入深圳，从事着简单而又重复的流水线操作。

对于当初“为何选择来深圳务工”，徐凯旋表示，“我也不知道”，以至于现在回忆起来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如同对未来职业规划一样。

不过，这些由80后、90后组成的新一代务工群体，已经走上了与父辈们迥异的务工轨迹——没有了强烈的家乡情结，他们时刻在琢磨着：如何才能留在城市？

然而，融入城市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

浏阳网2月1日讯（特派记者 胡敏 深圳报道）

爱心接力“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来深圳”

1月30日下午5点半，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北大门。此时，正是工人们下班的高峰期，门口瞬间被人潮所吞没。从人海中穿越而来的徐凯旋微笑着站定，格子衬衣外套着一件有富士康厂标的深蓝色马甲。

这位23岁的年轻人，不久前刚做了父亲。请假赶回浏阳沙市镇的老家，在简单探望了妻儿后，他又回到深圳的厂里上班。站在厂门口与同事合影时，情景如同几年前一般。2008年，徐凯旋高中毕业。随后在浏阳永和镇一家模具学校，开始捣鼓起模具机械来。在学习一年后，有一天老师发布通知：“富士康要来学校招人，你们都可以报名。”徐凯旋以前也听过这个企业的名字，“但从没想过会来到这里上班。”

看到有很多同学报名后，徐凯旋也跟着报了名。当年的秋天，他便来到了富士康位于龙华的厂区。这家坐落在深圳宝安区龙华路东环二路的“超级工厂”，最多时，集中了近30万名工人。

“现在往回想，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来深圳。”徐凯旋说，厂里的很多人都和自己一样，当时选择深圳，只是听说“一个月可以赚3000多元钱”。同样“不知道为什么来深圳”的，还有浏阳达浒镇的王青平。

王青平是1990年出生，高中毕业后，到了一所电脑学校实习。但在实习5个月而没有得到工资后，王青平便在几个朋友的说动下到了深圳，“这边连个亲戚也没有，就是同来的那几个人一起玩。”

“觉得长沙也可以，北京也可以，但最后还是来到深圳。”如今，从文秘开始做起的王青平，已经转换角色，在一家室内设计公司，玩起了3D、CAD制图，成为一名绘图员。

群体印象
“两点一线”的城市生活很“单调”

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徐凯旋已经适应了在深圳的工作。但在富士康的偌大厂区里，徐凯旋认识的唯一一个浏阳老乡，“是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他比我们要轻松。”

“朋友圈子”狭窄的，除了徐凯旋，还有王青平。

每周上班六天，仅一天的周末就待在自己花450元租下的单间里，王青平说，工作占去在深圳的绝大部分时间，偶尔才会约上同事，一起到街上逛逛。

眼睛一眨一眨，像极了平常的邻家女孩儿，王青平还炫耀起自己在电影院看《泰囧》的感受，“看完之后，我就想去泰国玩，感觉好好玩的。”

她还开始羡慕起既是同事，又是同乡的高常青来。“他会溜冰，可以从公司溜到宝安汽车站，酷毙了。”飞一般的速度，让王青平甚至有上网买双轮滑鞋的冲动。网络购物也成为她喜爱的一项事情，但她总感觉，“工作还是很紧张，没那么多时间玩。”

但相比王青平和高常青，徐凯旋的生活显得更加单调些。厂里面提供了宿舍，但徐凯旋觉得“乱糟糟的，臭烘烘的。”于是，自己花了500元钱，租在一个离厂子半个钟头路程的单间里，“两点一线，没事的时候，顶多喊上朋友聚聚餐、唱唱KTV。”来自浏阳文家市镇的黄家姐妹，虽然也在富士康做事，但并不认识徐凯旋。姐妹俩租住在一起，“除了上班也不知道干什么，有时也不想做什么，太累了。”姐姐黄菁说，到富士康七年，“以前还跳跳舞，后来结了婚，就更加平淡了。”

姐妹俩操作的流水线，生产着世界上最新的智能手机。作为世界电子产品代工制造的龙头老大，富士康近年花费精力与投入，为员工营造了图书馆、运动场等配套设施，但多达数十万员工的规模，不可能覆盖到每一个人。

比如，就在厂区门口，一些刚下班的富士康员工，就集中在一个数码城的外面，仰头观看一台由吴孟达饰演的旧港片，久久不曾离去。

关于未来
“当了设计师，就有了‘五险一金’”

但生活的“单色调”，却不能掩盖他们对多彩的城市生活的着迷。

“想过回去吗？”“暂时还没想过，还是深圳好些。”

被深圳的繁华景象吸引的，便有徐凯旋。

虽然他已经结婚生子，但是感觉深圳的机会还是挺多的，“回家过完年还要过来。”他的妻子是永州人，以前也在富士康工作。

可是，这些新生代务工者对于未来的规划，却又显得有些迷茫——他们对城市的强烈渴望，却总被工厂流水线无情地消磨掉。

这在王青平身上即表现明显——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深圳的热情，但是高企的生活成本，让她对这里望而却步，“你看到那栋房了没，两万块一个平方哦！”

“要知道，这个人群肯定不走了，回不去了。可不像城市人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他们不知道明天，无法、也不敢规划未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强调，新生代依然在延续各自父辈的孤岛化生活。

不过，城市开始尝试给予他们融入的机会。

从王青平工作的地方，步行几百米就到了深圳地铁罗宝线宝体站。地铁刚过，一幅巨型广告显得尤为突出，标语写着：“来了，就是深圳人”，旁边便是一对劳务工夫妻的合影照。这座外地人口占80%以上的特区，正试图用包容的心态来融洽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生活。

与此同时进行的，则是制度层面的转变。2010年，深圳即允许外来工攒足积分后，可转为深圳户籍。可是，这都是一个中彩票的机会，深圳1300万的外来人口中，2010年只有4600个指标。

黄昏时分的宝安，霓虹的魅惑尚未显露，还是一副紧张的工业区样子，在一条大道边，王青平还在绘图——她在抱怨公司还没有给她落实“五险一金”时又满是期待：“当了设计师就有了，我努力。”

记者手记
闯荡繁华城市的“新生代”

同样是深圳，新生代务工者，完全不同于第一代务工者，他们的观点显得更加时新，与这个社会的步伐接得更紧，他们制造着世界上最潮流的手机，也用着山寨手机里最时髦的手机。
他们怀揣着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模糊不清的各种愿景来到这里，试图把这里当做融入城市的一个起点；他们渴望在这个城市有收获，但是因为身份的尴尬，遥不可及的梦想总是在无法实现中垂头丧气。

他们早已脱离了乡土气息，浑身上下散发着城市的味道，但并未真正与这个城市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于是，他们极度渴望认同，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得到主管们的肯定，自己追梦的路上，能够得到制度关怀。

由此，我想到了浏阳的产业工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今天，内陆地区如今的模样，就像多年前深圳走过的路；我们也有着庞大的各类产业，也需数以十万计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命运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不能一辈子待在深圳看繁华，更多的人最终还是会回到故乡，但是无法再接过祖辈们的铁犁。那么，我们在高速城镇化的同时，能否为这一群年轻人提供些什么？也许，他们追求的，只是一个平等的机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