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石人

绍兴祝诚先生与我本不相熟。近日读到朋友转给我的一条微信，是祝诚先生从网上看过我一些文字后的点评，其中有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推断：

八年的宣传部长，十年的市委副书记，可以想见，作者在政界上，并非属于那种做得风生水起的官员，一个被高层大骂的人，一定是有很多坚守而非唯唯诺诺者。

多位见过这个点评的熟人都说祝诚先生的评论算是精当，并认为一位陌生读者透过文字能对作者文字之外的其他，做出中肯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评判，实在是难得。我也这样看，尽管我知道他的夸奖我受不住，甚至他的这个有关文字之外的推断我也并不完全赞同，但他的简单点评确有独到之处。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周边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对所谓仕途实在不是很上心。当过八年宣传部长后，市委书记跟我说，我们力推，组织也有意图让你挑重一点的担子，当市委副书记。我连忙说，不用不用，谢谢谢谢。因为专职副书记只设一个职位，换届时刚刚从省直机关下派了一位优秀的年轻领导。我以为“重担”之说只不过是领导的口头慰勉，没想到还真挑上了“更重一点的担子”。前不久，当年找我谈话的老书记易佳良先生来浏阳，大家见面聊天时，我们还说起这段对话。

副书记一当又是十个年头。本来干完一届时我就想好要转岗人大政协。十年自然是超期服役了。我是本地人，长期在家乡做事，按组织原则也早就要交流到外地了。因此，我也偶尔跟同事们开玩笑说，我是属于自己不上进、组织放心的干部。

絮叨这个履职经历，我想说明的是，别人看来不是“风生水起”的仕途，我本人倒是并未从中感受到很是明显的憋屈。2013年，大学同学黄卧云为我的《看云集》写序时说的几句题外话，倒是很能表达我对所谓仕途的真实感受和对家乡父老的由衷感激。卧云兄那几句话是这样的：有自己的想法而又有性格，我的老同学吴震这么多年竟然能够以一种较为惬意的工作状态见容于浏阳官场，更增加了我对浏阳、浏阳人的好感。

将我性格方面的缺陷与仕途走向挂起钩来分析，我觉得这便是祝诚先生点评的独到之处。

“有很多坚守而非唯唯诺诺者”这是祝诚作为性情相投者的褒奖，古时候的说法叫做“匹夫不可夺志”，西方哲学谓为哪怕自身利益受损也决不放弃心中的价值判断。要是换个带贬义的通俗说法，这便是固执己见，外加口无遮拦。好在，我要坚持的意见都是在会议等公开场合口无遮拦地说出来，有时还特意提醒会议记录员照实记录。我总以为，在公开场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比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要显得磊落，说对了，互相启发，说错了，你别当回事就是。

自当上小地方所谓的“领导”后，我先后跟八位市委书记共事过。他们几乎都是以省会城市的副书记、常委或副市长兼任。他们于我既为同事，更是领导。八人性情脾气各不相同，领导风格迥然有异，与我私谊亲疏不一，但共事时间一长，我这一方往往自我感觉良好，似乎他们都不讨厌我，相反还给予信任，让我在岗位上尽心尽责。

性格缺陷与世俗意义上的仕途蹇涩之间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其实我自己也说不准。我这里倒是想为祝诚先生对我在“仕途”上“做得不是风生水起”的推断提供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不懂经济。

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好久之前的事了。人不多，三五好友在一起聚餐聊天，我不在场，在背后。聚餐的这几位说东道西，聊来聊去，有人就聊起我为何老是原地踏步，没有机会去“攻城略地”、主政一方。这自然有打抱不平的成分，因为他做了些铺垫，说我如何如何行。有人便打趣他，你说行还不行，他说行才行，然后就用一皱一展的眉眼，恭维坐在主位的“他”，夸“他”知道得多、说话顶用。于是，这位上级组织部门的嘉宾就清了清嗓门，既显神秘又似轻淡地从牙缝里吐出了几个字：他这个人嘛，是不错，就是吃亏在不懂经济。

座中人后来跟我复原对话场景时，闪烁着双眼看我。我呵呵笑着说，我是典型的“三门”干部，经济工作是短板、盲区，不然我早就云程发轫、振翮高飞了。我一说完，彼此都打了几个响亮得有点夸张的哈哈。

“三门干部”就是出家门、进校门、入机关门的干部。我本一介书生，缺乏历练，于经济一途更是隔行如隔山。

说来也巧。从学校改行到行政上，我偏偏就立马当了市政府新设立的经济研究室的主任。

那时候，我们研究室还真有点“研究”的味道。虽然以前我在学校工作时也读过少量经济方面的书，但极其有限。到政府经研室工作时，我才开始对西方经济理论领域的经典著作产生阅读兴趣并有较为广泛的涉猎。那时我们研究室就两个人，我们利用一切机会跟着市长们下乡镇进企业，还商量着自行做一些深度专题调研，开各种各样的小型座谈会。

得到市长的支持后，我们还办了一份名字不怕大的内刊，叫做《浏阳经济》。我们把自己和经济界人士对全市经济运行的分析和建议刊在这个内刊上。市长们和政府经济职能部门的领导都很看重我们的工作，他们能以很平等的姿态跟我们探讨现实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鲜活问题。现在回过头去想，后来我习惯以不懂经济的外行身份现买现卖、现学现卖、瞟学以致用地就经济工作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与这段工作经历有着直接且密切的关系。

人的心态是个很奇怪很复杂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经济盲人，但是听闻别人在背后说我不懂经济时，心里竟然拂过一丝不服的傲气，因此便不自觉地笑出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夸张。本来别人在背后说长论短也极正常，以我的性格心里也不会纠结什么，但那回不同。

前不久与一位好友在家里聊天时说起这桩旧事。老朋友指着书柜里一排杨小凯的著作说：

你看他们知道杨小凯是什么人吗？他们不会知道杨小凯是中国曾经最接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你不但啃了他的经济学著作，连他的《牛鬼蛇神录》、他父亲的《回忆录》你都认真看了。

我说，你不能做如是想。我们读书得到的只是知识，知识不等于见识，更不等于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与胆魄。而且，不管人家怎样评判，我只能接受，我总不至于去找人家申辩：这经济啊，我懂，我读了多少书，还有大学和兄弟区县中心组让我去作县域经济方面的专题演讲呢，我哪里不懂经济？我们要真是去跟人这样较真，就不但不懂经济，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了。

我经常拿这个事引导年轻人在人生征途中保持定力、行稳致远。我说，别人说你好说你行，未必真好真行，你自己心里要有数才好才行；别人说你不好不行，未必真不好真不行，你心里也得有数才好才行。要沟通好主客观两个世界，少不了反思判断力这个中介，人最可宝贵的批判精神应该包括客观理性地认知自我的能力。

我不懂经济这中间还有两点值得一说，两点其实也可合而为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对大家所说的经济工作缺乏兴趣，因为缺乏兴趣也就不愿意以擅长经济工作而争取仕途上的风生水起。没有内生动力，你怎么会去努力学习努力钻研努力提升呢？两个问题合起来就是，我不懂经济，根本原因在我自身。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改行到行政上来的。那正是改革开放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时代，多少年来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其实从长远来看，什么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把发展经济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经济是基础啊。

只是我觉得，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行政领导的所谓懂经济虽不能说是个伪命题，但至少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模糊问题。什么是懂，标准呢？培育、发展市场经济，政府只是服务和监管。耍权威管得太到位了就把经济主体给活活冷死了，无原则、过于“暖心”的服务则让经济主体大红大火，最后把人家连同自己给烧死了。这样的不幸情形我们看得多了。因此，我一直以为懂不懂经济不是关键，懂不懂社会、接不接地气、通不通人性、知不知敬畏方是治理者最基本的素质。

往深处想，对懂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许是我缺乏干经济工作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么多年我始终视经济工作为畏途，常常敬谢不敏、每每临阵逃脱却另有“历史因由”——

1999年下半年，我在小城里当上“正儿八经”的领导还没几天，就碰上了一项让人头皮发麻的“经济工作”：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底下某单位有一个旧办公楼的改造项目要发标了，却接连接到好几通电话，有领导的、同学的、亲戚的，都说在同等条件下请照顾一下某公司，并各自再三表示“有劳后感”。我如实回答项目我不清楚，我先了解一下吧。

我哪里会去主动了解呢，下面的人跟我汇报我也不想听了，我只说两条八个字：公平公正，质量要紧。

这是仕途起步。当头棒喝就让我在“经济工作”面前望而却步、退避三舍。从这时起到赋闲休息，出于工作职责，我跟大家一起建议、呼吁、促成了不少建设项目的上马、落成。我还直接联系负责过大围山一园四镇的整体开发和两型产业园区的建设，负责过一些重大纪念活动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但是我没有当过一次指挥长，就是说我没有亲手操盘过一个具体的项目。对这些工作的领导，我就只领导到“公平公正、质量要紧”这个层面。其他，我更相信、依靠专家。栽什么树种哪种草、路沿石高矮宽窄、桥梁涵洞大小高低、建筑样式风格、楼宇要建多少层容积率多少为宜、土地性质变化、立面颜色深浅、材料品牌规格档次、投融资回报率合算与否、工程建设资金给付快慢……经济工作太深太细太玄，一句话，这一河水太深了。

别人说我不懂经济，的确有过瞬间的不舒服不甘心。其实，我不懂，是真不懂。我也不想去弄懂。2006年换届时，考察组组长找我谈话征求我个人意见，并说他们想让我去政府工作，我没有丝毫犹豫，诚恳地请求：让我继续当宣传部长吧，我不懂经济，半路出家来不及了。组长笑着说，好好好，我们会尽量尊重你的意见。2007年市委分工时，书记十分信任，写了大半版还不够，还要给我加上联系工业经济。我说其他我都接受，唯独这个工业经济我不能领命。我说浏阳工业一是经开区的新兴工业，二是传统的烟花爆竹；园区有一位副厅级的兼职副书记在那里负责，烟花爆竹产业有一位市委常委主持“百亿工程”，我这人心眼不活，床上叠床、屋下架屋这活我干不来啊，更何况经济工作我是外行。办公室主任也在旁边帮着我说话，书记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应允了。工业强市是大战略，后来就由书记、市长两人亲自坐镇、调度指挥。

有好友说过我，他说不懂经济成了我的免战牌。这家伙说话一贯是皮里阳秋，我首先不知道是褒是贬。后来他便明着批评我胆小怕事、豁不出去。我嘴巴上不愿意服他的软，说经济建设是主战场，大家都争着上前线，我把建功立业的机会让给人家有什么不好。其实好友的批评算得上是诛心之论了，我得老实承认我是胆子小。

我也知道经济工作最能显现能力魄力，最为刺激最富挑战性，也最有成就感。但有些福分并非人人都能享受，享得起福就要受得起罪。只要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出淤泥而不染，有什么可怕的呢？话可以这样讲，但我只知道自己的能耐有限，且不晓得自己定力如何。常在河边走，两岸风高浪急，我未必真能站得稳立得住不湿鞋啊。眼见着好多位曾经的同事在仕途上做得风生水起，都跻身位高权重威震一方之列了，却先后触礁翻船折了老本。在我心中，他们都是真的有能耐有魄力而且原本品性定力也不错的厉害角色。他们吃亏，在我看来就是太懂经济了，在“经济工作”中浸淫太久太深，结果把自己给绊倒了。因此，我总觉得这中间未必真是“咎由自取”四个字这么简单。

伟人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好制度与坏制度对人的影响，因此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要继续全面深化各方面的改革。待到真正驯化了利维坦，把权力关进了笼子，宪政大行，法治彰明，有形的手无形的手，两只手都可以放手施能、尽情发挥，管理与被管理双方都不要设防都无须害怕，各自依法行事，经济活跃，社会生机勃勃，人也会感到更自在更安全更幸福。

组织部门那人说我吃亏在不懂经济，言语间似乎还有点替我惋惜。多么温良敦厚的一位小伙子。政治经济密不可分，从事行政而不懂经济，仕途上不吃点亏说不过去。但我觉得自己不懂经济所得到的好处，远不止于上面所说的。组织上或许还正是因为我不懂经济，平庸无为、乏善可陈，才特别放心地让我待在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呢。作为本地人，在“官场”上待这么多年，要是特别擅长经济，特别热衷经济，无所不在地于经济一域“大显身手”，父老乡亲还会这么理解包容我吗？这也许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谢谢祝诚先生对我的褒奖。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应该是性情脾气相投，这位陌生的朋友才可能对我的固执坚守而不唯唯诺诺抱以真切的同情与赞赏。我在这里也想做个大胆的猜测，先生对世人所谓“经济”应该也是不很擅长、不很热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