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 赓续文脉

古籍专家寻霖回浏开展讲座，解码族谱中的家族记忆与时代新生

嘉宾介绍

寻霖，浏阳社港人，湖南图书馆研究馆员。1987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一直从事古籍整理及地方文献研究工作。入选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湖南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个人”。著有《湖南文献史略》《湖南刻书史略》《湘人著述表》《湖南氏族源流》《湖南族谱概论》等。

文/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稳江图/熊剑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个人有传。在数字信息高速流转的今天，承载着血脉与集体记忆的古老文献——族谱，依旧在时间深处流传。它不仅仅是对过往的记录，更是对“我是谁，我从何处来”这一永恒命题的回答。

清明时节，追思怀古。4月4日，由市文联、市地方志编纂室主办，市档案和地方史志学会、市民协承办的“族有万年——家谱民俗和家风传承”讲座在大瑶镇杨花书院举行，来自湘赣边的百余名族谱文化爱好者参加。湖南图书馆研究馆员寻霖主讲，带领大家了解族谱从庙堂走向民间、从简略走向繁盛，并不断适应时代的演变历程。

族谱从何而来？

从“官谱”到“私谱”的文化转身

“族谱是一种主要以表格形式记录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并记载家族迁徙历史、家族重要成员事迹、家族重要史料的文献，其中记录家族成员血缘关系的垂丝图、世系表是族谱的主要内容。纂修族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间文化活动，虽然国外也有记录家庭成员的文献，但汇集数百上千族人于一谱却甚为罕见……”讲座伊始，寻霖直接将话题切入到族谱文化的定义。

回望历史长河，族谱的编纂权与功能经历了深刻的变迁。那么，中华民族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确切的族谱记录的？

寻霖的答案是可以追溯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官谱”时代。在那个时代，谱牒是门阀士族的“身份证”，由官府主持修纂，核心功能在于“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是维护特定阶层政治特权的工具。这一时期的族谱，是高门显贵的专属，与寻常百姓无关。

转折发生在宋代。随着科举制度打破门第壁垒，无数寒门士子得以通过学识晋身，“官谱”的社会政治功能随之瓦解。与此同时，以欧阳修、苏洵所创体例为范本，民间自行修谱之风渐起，中国由此进入了“私谱”时代。这一转变意义非凡，它意味着编纂族谱的权力从官府下放至万千普通家族，其核心功能也从甄别贵贱，彻底转向“尊祖、敬宗、收族”的伦理教化与情感凝聚。一部族谱，从此成为家族内部的精神纽带与文化自传。

进入明清及民国时期，族谱的内容体例经历了“由陋至备、由简至繁”的极致发展。一部完备的族谱，其内容堪称一部微型的家族百科全书，包括谱序、凡例、谱论、目录、图像、恩纶及诰封、家训及家规、礼仪、派语、传赞、艺文、族产记录、契据、案卷、公约、世系图及世系表、义子录、长生录、如生录、修谱名目、捐资名目、领谱字号、修谱费用说明等内容。

“一部优秀的族谱，远不止记录人名世系这样简单，更囊括了家族的传承与灵魂。它需要编纂者深刻理解传统体例的精髓——那份对血缘的敬畏、对历史的记录、对教化的重视，同时又能以开放的胸襟，剔除其中的封建沉渣，融入平等、法治的现代观念。它的目标不是编修一部攀龙附凤的‘光荣榜’，或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家族百科全书’，而是铸就一本有温度、有筋骨、可信可亲的‘家族信史’。”

寻霖表示，每一部族谱纸页上都会以墨迹的方式，记录下一代又一代人的名字。这不仅是血缘的脉络，更是时间的刻痕。翻动时，能听见旧日堂前的笑声，看见远行背影后的凝望，“我们都站在前人的脚印里，又被后来者轻轻托起——这，就是族谱的意义。”

族谱里有什么？

一座微型的家族图书馆

族谱在现代社会已不再是维系生存的必需品，但它从“生存工具”转变为“精神容器”，在身份认同、心理归属和历史文化传承上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意义在于它证明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都是漫长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那么，一本完备的族谱应该具有哪些元素？寻霖分门别类，对族谱的内容一一进行了解析——

如同很多书都有一篇独特的序言，族谱也一样，开篇便是“谱序”，讲述姓氏源流、迁徙故事与修谱缘由等。值得一提的是，谱序既有家族贤达的自序，也常有名流大家的赠序。以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例，他曾为三十余个家族作序。此外，康熙年间官员潘宗洛为衡阳王氏族谱作序时，大力推崇大学者王夫之（船山先生），使其事迹借族谱得以流传，这使族谱意外成为保存历史人物评价的重要载体。

“族谱也有目录，主要是提纲挈领揭示该族谱的主要内容与次序排列，是我们了解一部族谱的内容与结构、判断现存该族谱是否完整的主要依据。”寻霖介绍，在目录之后，紧随其后的“凡例”是编纂规则的集中体现，事无巨细地规定着收录范围、行文避讳等，最能体现一个家族编纂思想的变化。而“家训家规”则是族谱的灵魂所在，它以成文的形式，将爱族爱国、孝亲睦邻、勤俭敬业等道德规范代代相传，成为塑造家族门风，甚至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遥相呼应的基石。一些家族的家规还能与时俱进，如1937年邵阳《昭陵李氏三修族谱》的家训中，竟列有“购书报”一条，鼓励族人阅读《申报》等报刊以“明瞭国家政治，增加世界眼光”，其开明之风令人印象深刻。

“图像”与“艺文”则赋予了族谱美感与深度。祖先画像、祠堂墓图是直观的家族记忆，而“艺文”部分收录的族人诗文著作，往往是许多普通文人作品得以留存的主要途径。寻霖举例，清代湘乡文人李嗣亮的文集因政治原因被禁毁，幸有其族谱保存了其中大量诗文，使其学术思想不致完全湮没。这使得族谱在文献保存上的价值，堪比一座座微型的家族图书馆。

当然，族谱的核心永远是记录血脉传承的“垂丝图”与“世系表”。它们如同一棵家族大树的枝干图，清晰展示着每个人的来龙去脉。编纂时是采用欧阳修创制的“欧式”（五世一图，父子相继），还是苏洵创制的“苏式”（同辈平列，分页记载），或是兼采二者之长，是修谱者需要仔细斟酌的技术问题。而用以区分辈分的“派语”（字辈），更是每个族人名字中自带的家族密码与历史坐标。

维系这部家族史书运转的，是“族产”这一经济基础。公田、祠堂等族产的收入，用于祭祖、助学、济贫，是宗族活动的物质保障。而修谱工程的完成，则依赖于严密的组织（修谱名目）、族人的捐资，以及一套从印刷、颁发到定期查验的严格管理制度（领谱字号），确保族谱的传承有序……

今日如何修谱？

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找新意

“历史奔流至今，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续修族谱，已不再是简单的复制传统，而是一场在传承文化与适应现代性之间的谨慎平衡与再创造……”寻霖在详述传统族谱的同时，也敏锐地指出了当今修谱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中蕴含着对传统观念的扬弃与对新时代价值的思考：

首要的挑战在于内容的取舍与精神的传承。旧谱中的“家训家规”，其核心的道德教诲至今仍有生命力，但其中诸如轻视妇女等封建糟粕，则需要坚决摒弃。新时代的族谱，应当倡导的是平等、和睦、爱国、敬业等价值观念。同样，对于旧谱中“艺文”“传记”等具有文献价值的部分，新修时应尽量保留并妥善整理。反之，新增加的内容则应注重质量，避免层次不高或存在不当表述。

在技术细节上，当代修谱也展现出更大的包容性。例如，对于“义子”或收养子女的记录，旧谱往往另立一谱，带有歧视色彩。而现代修谱则普遍将其一视同仁纳入正谱，体现了对法律与情感的尊重。在“图像”使用上，寻霖特别反对从网络随意下载祖先像的做法，强调应保持严谨审慎的态度，避免流于随意和虚假。

更为深刻的转变，在于修谱动力与功能的再定位。过去，修谱依赖于族产和强制性的“丁费”。今天，修谱更多依靠自愿捐资和家族内的共识驱动，其经济纽带已大大弱化。因此，现代族谱更应强调其文化认同与情感连接的功能。它不再是为了“别贵贱”，而是为了在快速流动的社会中，为分散各地的族人提供共同的精神原点和身份依托。续修族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家族成员的再联络与集体记忆的再构建。

面对“通谱联宗”的热潮，寻霖也给出了“冷静思考”的建议，摒弃“攀附荒远”，长沙《方氏宗谱》在1926年就明确提出“始祖断自所知始”，认为没有确凿证据的远祖宁可空缺，体现了可贵的求实精神。当今修谱，更应注重信实可考的近代世系，对存疑的远古源流，可以附录形式存疑，而非盲目攀附……

两个多小时的讲座，大家意犹未尽。醴陵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肖晓菲和上栗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秦建爱等人听后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当散落世界各地的游子，翻开自己的族谱，他（她）不仅能顺着世系表找到自己的位置，从家训中感受到祖辈的期许，从传记艺文中窥见家族的文脉，更能从中汲取一份面对未来的、来自共同根源的文化自信与情感力量。这，或许就是古老族谱在当代最珍贵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