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是谭嗣同诞辰160周年、浏阳算学社创立130周年。为深切缅怀谭嗣同等维新先贤作出的卓越贡献，继承和弘扬其爱国主义精神，深入挖掘和展示算学社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进一步擦亮浏阳历史文化名片，今年3月，由浏阳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谭嗣同纪念馆、浏阳市谭嗣同文化研究会承办的“算学社创立130周年”学术论文征集活动启动，得到了广大学者、专家及历史爱好者的热情参与。

经过主办方认真严谨的初评、复评、终评和公示，最终有21篇文章被评为优秀论文。即日起，本报将甄选部分优秀论文进行刊发。

文丨任伶俐肖思远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彻底击碎了洋务派“器物救国”的幻梦，将民族存亡的危机推至顶点。救亡图存的紧迫感催生了从体制层面向更深层次寻求变革的动力。正是在这种“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洪流中，深植于湖湘“经世致用”沃土的浏阳，以其特有的“敢为人先”精神，孕育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谭嗣同、欧阳中鹄、唐才常、刘善涵等一批维新志士，率先点燃了近代科学教育的星火——创立浏阳算学社。

相较于同时期的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等以政治鼓动为主的维新团体，浏阳算学社独树一帜。它不仅明确将“兴算学”作为核心救国任务，更尝试在地方基层土壤中建立有章程、有固定场所、有教学活动的组织化、制度化运作模式。这一创举，使其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技社团，亦是湖南近代新式教育的开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指出：“浏阳算学社者，浏阳士绅谭嗣同、唐才常等所创，实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其历史地位，在于它不仅奏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先声，更以其鲜明的科学教育指向和根植地方的文化实践，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艰难起步与地域化探索的关键节点。

浏阳地域文化与谭嗣同的思想根基

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和自然环境中，人类长期生产生活创造出来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浏阳地处湘东，毗邻江西，古属荆州，置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总面积5007平方公里。《浏阳乡土志》记载：“浏阳山县也，山几居其十之五。山势自西南而东北……山势环绕四邑，故曰大围。浏阳固山县，然其初置邑也，实以水得名。水北曰阳，浏治居水北，故以名县。禹域诸水，大都原于西而委于东，浏独东原而西委，是亦其特异者。”浏阳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浏阳人“吃得苦、霸得蛮”的硬朗气质。

（二）经世致用文化的浸润

浏阳自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建县以来，人文蔚起，人才辈出，薪火相传，弦歌不绝。晋代易雄，忠义千古；宋代汤璹，清风峻节；元代欧阳玄，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明代张武，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人们崇文尚武，勤耕苦读，崇尚先贤英烈，传承忠孝礼义。士风崇尚儒术，究心经史，特别是清代的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等三位浏阳名儒，推崇王船山的经世致用之学，并将其传授给谭嗣同，造就了谭嗣同和民国时期的许多英才。

谭嗣同不仅因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三位老师而深入研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张子正蒙注》《周易内外传》等著作，且日益“不以师说故步自封”，在思想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与创造性。

（三）地方书院文化的辐射

宋元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相当高度。这一时期，浏阳的文教事业发展也卓有建树。据《明一统志·长沙府》，宋代长沙地区官学除了潭州州学以外，还有善化县学、湘潭县学、湘阴县学、宁乡县学、浏阳县学、醴陵县学、益阳县学、湘乡县学等十一个县学。而浏阳县学更是其中卓有成就者之一。潭州的书院在全国都堪称发达，著名的有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湘西书院、灵峰书院、文靖书院、乔江书院、濂溪书院等。文靖书院是浏阳最早的官办书院，为邑民纪念理学家杨时以其谥号所创建，杨时的再传弟子、著名的南宋学者张栻，曾来文靖书院讲过学，一时“学者云集”。官学开办的同时，一些士子出资开办了私学，元代末期，浏阳人梁子真在县城内南台岭设立义学，后在康熙年间改为南台书院。浏阳除县城有南台书院，县东有狮山书院、洞溪书院，县西有浏西书院，县南有文华书院。宋元明以后，浏阳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与这些书院对实用学问的推崇是分不开的，官学书院更是为偏远之地浏阳的开智教化作出了贡献。

（四）变革图强思想的积淀

太平天国运动对浏阳社会的冲击。清同治《浏阳县志》卷八《风俗纪略》载：“浏多山少泽，民质朴，俭而近啬，性劲直，轻斗狠，官不辩曲直，则险健而讼滋。”由此可见浏阳历来民风彪悍，富有反抗斗争精神，浏阳人民从来都不屈服于压迫和剥削。明代中叶，马保、李大蛮和许长、傅长先后发起两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曾多次进攻浏阳，均被击退。1853年，太平军东征，进入江西，并分兵进入与浏阳相邻的义宁等地，浏阳县东南一带地方团练出动数千人，分驻各要地，抵御太平军。1855年12月，进入义宁的太平军占据铜鼓营，进入万载的太平军占据大桥，直逼浏阳，浏阳县东南告急。地方团练武装顽强阻击，大小战事达八次之多，当地团练团丁精诚合作、列队防守，击退数次进攻。1857年5月，太平军从县西撤退，由普迹入醴陵道，浏阳的危险才解除。太平军对浏阳的战事交锋，充分彰显了浏阳人的独特个性和勇武精神。

浏阳士人群体的维新意识。面对洋务运动失败和中日甲午战争失利的危局，一些湖南士绅的“虚骄之气”受到沉重打击，一些有识之士对湖南乃至国家政局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对国家命运和家国前途的探索实践中，湖南士人通过对自身“虚骄之气”的反省，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历程。这也正是湖南维新思潮形成的重要契机，更是谭嗣同、唐才常等开启维新变革和救国实践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浏阳除了地理上与长沙之地星野同轨，思想文化上也深受省会长沙的影响，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明确表示：“初闻湘军之见敌即溃也，心虽哀之，未尝不窃喜吾湘人虚骄之气从此可少止矣。”由此涌现了一批浏阳士子推动维新改革，欧阳中鹄、唐才常、刘善涵等无不为浏阳的思想启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谭嗣同的科学思想与算社创立

（一）谭嗣同科学论证“器变道亦变”

谭嗣同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和佛学中汲取的民权和平等思想是他的维新变法思想的政治思想基础。他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和直接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平等思想。谭嗣同还从论证“道”与“器”的关系出发，以“器体道用”的思想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运用王船山“天下惟器，道不离器”的道器观，重新解释道器关系，得出了“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的结论。在他看来，“器”即各种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和自然科学技术及其成果，“道”则是体现于其中的各种思想观念。他指出变法既要变“器”，也要变“道”。“不力治今之器，徒虚谈古之道，终何益焉！”因此，中国要学习西学进行全面的变法，而不能只变“枝叶”，不变“根本”。谭嗣同的这种中西文化观，在维新思潮中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二）谭嗣同接触西方科学的途径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谭嗣同虽博览群书，但他未出国门，是如何了解西学的呢？其一是阅读《万国公报》《时务报》《湘学报》和一些译作。通过这些渠道，他对西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如对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历程、西方历史知识、西方政治制度，均有一定的认识。在光学方面，谭嗣同曾阅读英国人傅兰雅所编的《格致汇编》；在算学方面，他托汪康年代购英文八线表、英文对数表、英文开方表；在宗教方面，他通过阅读英国人韦廉臣的《古教汇参》总结出宗教的特点。其二是与西方人士交往。据现有资料梳理，他至少与傅兰雅、马尚德、李提摩太等传教士有过交往，对西方文化有比较真实的感受。如他批驳认为西方人没有伦理纲常的观点时，就用自己的切身感受指出西方也有纲常，也存在亲情，只不过其特点与中国不同而已。后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融合到著作《仁学》中，起到宣传民主科学、破除封建思想的重要作用。

（三）算学社的创立过程

1.创办背景

通过唐才常的回忆，可得知谭嗣同在甲午战争前就考虑到在浏阳进行变革，并引用其言：“浏阳虽蕞尔邑，而户口之繁，百万有奇，物产殷阜，矿质充牣，乃东方之小瑞士也。然而不能开通耳目，扩充智力，虚掷我人物骈罗之区于若有若亡、若存若灭之间，则乌可以为邑矣！”于是，两人“谋所以变通之，激励之”，想就一邑，为新中国之萌芽，但苦于没有下手的地方。光绪二十一年二月，湘军与日军战于牛庄，大败。谭嗣同认为这是破除湖南守旧恶习的良机，他与当时正肄业两湖书院的唐才常、刘善涵聚议，主张要破除守旧恶习，应自兴算学始，他们计划在家乡浏阳设立算学格致馆。他在致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疾呼：“故夫变之必自算学始……算学不兴，殆终不能自强。”欧阳中鹄对此深表赞同与支持。

2.面临窘境

在浏阳变革维新群体的集体呼吁下，办学有了可能与空间，这一设想得到了时任湖南学政江标的支持，但其初创阶段面临诸多困难：一是经费难筹。粗略估算开办费用情况，租赁馆地每年需二十缗；聘请总教习，二百缗；聘请数学教员一人，一百三十缗；供应学生伙食费，年一百四十四缗；雇厨役、杂役各一人，每年工钱与伙费五十九缗；总教习与教员的年伙食费二十九缗；剩余十缗作为平常一些开支。以上的开支还不包括买书的费用，靠士绅捐助和学员少量“膏火”维持。二是担心没有人愿意来学。经费不足，可以先设立算学社，待经费充足后，再设立格致馆，但“若无愿学之人，直不能办”。

3.创办措施

制定章程。谭嗣同拟定《开创章程》八条、《经常章程》五条、《原定章程》一通和《增订章程》，以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为宗旨。

课程设置。要求学员要博学多闻，关心时政，“肄业生每日除学算外，所余时刻尚多，应时常温习经史，阅看各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还专门开设了时事政治课，学习各国历史、古今政事，了解国内外的新闻事件。馆内备有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西书”，订有《申报》《汉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以供生徒课阅。

教学方式。力图突破传统书院死记硬背的窠臼，注重讲解、演算与实践。如“每次季课，由山长点名给卷……日午盖殿戳，日入纳卷”，“季课四次外，每月逢八，由山长发题，课肄业诸生，别为馆课。限二日交卷，酌奖十名”，这些都是当时书院官课的旧规。而“诸生每月发日记大薄一本，按日将师所传授，已所演习，看书起止，朋友讲论及有心得与发明之处，并算学外旁及何业……详载其上”，这是采用新规。《章程》规定：“试办一年之后，生徒于算学之浅近可见诸施行者，惧已精熟，可将本县所存前后膛各种枪炮借令用测量法施放。某种枪炮速率、击力及某度之抛物线若何，即逐种绘图列表，以备他日应用。兼令演习测绘行军草图之法。”

4.正式创立及停办

算学社从1895年深秋筹备，中途遭遇各种阻挠，又加之自然灾荒，只得将筹措经费提充赈灾，后用赈灾余款独办算学社，改址浏阳文庙奎文阁。1897年正月，获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更名算学馆，由唐才常、刘善涵、涂儒翯等16人组成，每人捐款五十缗，聘湖南新化晏孝儒讲授算学。次年，算学馆效果显著，风气大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算学馆9月停办。

浏阳文化对算学社实践的具体影响

（一）选址的地域特性

算学社最初建议是在浏阳南台书院设立。南台书院，建于康熙三十一年，以元末南台岭义学为基础迁建于西城内。乾隆十年，迁建于县城内南台岭并改称书院，先名“近圣”，后改“清浏”，再改“南台”，是当地影响较大的书院。后改址浏阳文庙奎文阁，奎文阁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为双层楼阁式建筑，占地面积420平方米。“奎”为二十八星宿之一，《孝经》称“奎主文章”，古人将其视为文运之神。

（二）教学内容的文化调适

算学社成立初期，师资主要依靠唐才常、刘善涵等具备一定新学基础的本地士子。这些教师本身所传承的学术文化，与近代湘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是浏阳文化的承载者，他们的讲解、阐释方式，带有地域的文化印记和思维方式，更容易让本地学员理解和接受。

（三）创立算学社核心人物的贡献

算学社的诞生与发展是其核心人物群体共同智慧与勇气的结晶。谭嗣同的思想引领、欧阳中鹄的全方位保障、唐才常的实干支撑以及刘善涵等人的协同努力，才使得算学社在晚清守旧势力环伺的困境中得以破土而出，并顽强生存发展。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戊戌六君子之一。作为算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最重要的理论阐述者，谭嗣同的贡献在于其深邃的思想和强大的感召力。

谭嗣同认为，“算学即格致之梯航”，是破除“中外之见”“古今之界”即一切闭塞不通的关键工具。这种将科学，尤其是数学提升到哲学本体论和救亡方法论高度的认识，为算学社的创立提供了最深刻的理论基石。疾呼“兴算学”为变法起点。谭嗣同反复强调变法的根本在于开民智，而开民智的基础在于普及科学教育，数学则是科学的基石。他明确指出：“变法必自变科举始，变科举必自兴算学始。”这一思想直接主导了算学社的创办方向。谭嗣同利用其广泛的交游网络如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密切联系，积极宣传算学社的理念，扩大了其社会影响。

欧阳中鹄：同治十二年中举后，考授内阁中书。作为谭嗣同的老师、后任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重要幕僚，欧阳中鹄的贡献具有关键的现实意义。首先是提供政治上的庇护。唐才常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直言地方存在“虚骄之气动起相持”的保守势力，担忧计划“中废”，并强调“董事难得其人”，唯欧阳中鹄可担此责，因其“艰巨不辞，劳怨不避”的担当精神。欧阳中鹄凭借其学术威望与官场背景，成为能震慑地方反对者的人物。其次是整合地方资源。当旱灾导致书院公款挪为赈灾款时，欧阳中鹄联合谭嗣同、唐才常等十余人“捐资集社”，实现“无官方拨款仍可运作”。他向谭继洵汇报此事的前后经过时说：“因拟于县中创兴算学，导格致先路，储异日有用之人才……经营数月、初见端绪……上东一团，岁提公费二百缗，余仿公学局面，每来学一人，出钱五十千。现已得十余人，信从者尚复不乏。”

唐才常：唐才常是谭嗣同的挚友和最主要的合作者，是算学社早期日常教学和管理的主要承担者和教学核心骨干。唐才常具备较好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是算学社初期最主要的授课教师。他亲自编写以及选订教材，设计课程，将近代科学知识系统地带给学员。其弟唐才质回忆，唐才常“每日授课数时，口讲指画，不惮烦劳”。他还负责组织管理，从招生、排课、日常管理到经费收支等繁琐事务，唐才常事必躬亲，是算学社得以正常运转的“大管家”。他参与了章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不仅在教学中传授知识，更积极灌输维新变法的思想，将科学教育与救国图强的政治理想紧密结合。

刘善涵：刘善涵作为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密友，是算学社早期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积极参与社务，协助唐才常进行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在联络地方、筹措经费等方面出力甚多。此外，如罗棠等，也积极参与讲学和捐助，共同支撑起算学社的事业。他们的努力也是算学社这座大厦不可或缺的基石。

（四）社会反响的在地化表达

算学社的创立，绝非在平静中进行。它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来自地方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这种阻力呈现为内外交织的复杂局面。

1.外部公开的激烈反对

陈长橿（1864—1906），字曼秋，浏阳南乡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外任湖北宜都知县。陈曼秋思想守旧，是创办算学社最公开、最激烈的反对者。他视引入西学、创办新式教育机构为“离经叛道”，是对传统秩序和学问根基的根本性颠覆。首先是上书抗争。陈曼秋在得知算学社筹建计划后，立即“以信抵中鹄力争”，直接向欧阳中鹄表达强烈不满。其次舆论攻击。他在信中“抵斥不遗余力”，极尽诋毁之能事，将算学社描绘成洪水猛兽。这种充满敌意的言论“县中人闻所未闻，已极骇怪”，陈曼秋的言行起到了极其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他利用自身影响力，在士绅和民众中散布对新学的恐惧和误解，制造社会阻力，意图从根本上扼杀算学社的创立计划。

2.内部士绅群体的分歧

顽固守旧势力渗透到维新群体内部。刘人熙、贝元徵等人虽然未必像陈曼秋那样极端仇视新学，但也对算学社这一激进的、打破旧有教育模式的做法表达了疑虑、担忧甚至反对。他们担忧算学社过于专注西学会导致“中学”沦丧，骤然变革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他们的意见代表了部分知识分子对变革速度、方式及后果的谨慎态度。这使得谭嗣同、欧阳中鹄等人不仅要对抗外部的明枪，还要应对内部的暗涌，增加了办新学的难度和复杂性。

双重阻力的相互叠加构成了算学社筚路蓝缕的创立历程中最严峻的考验，也深刻揭示了任何突破性变革在传统土壤中扎根时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算学社创立的意义与启示

浏阳维新群体在家乡创办算学馆所发挥的作用正朝着他们预期的那样发展。《浏阳兴算记》所言：“其明年，浏阳果大兴算学，考算学洋务，名必在他州县上，至推为一省之冠。省会人士始自渐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尽管浏阳算学馆存续时间不长，但是在其示范效应下，湖南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形成湖南注重实学、采纳西学的学风贡献尤著，其影响力由浏阳一隅扩散至全省乃至全国维新运动之中，作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启蒙的里程碑，其历史地位与辐射影响极其深远。

（一）中国近代科技社团与科学教育的双重起点

1.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间科技团体机构

在算学社之前，虽有少数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设立，但其官方背景浓厚，且主要服务于外交、军工等特定领域。算学社则是由地方开明士绅自发组织，以传播基础科学知识而非仅为应用技术为首要目标的民间社团，其章程完备、目标明确，具有鲜明的现代科技社团特征，堪称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技社团。

2.新式科学教育的先驱

算学社将数学作为首要课程并延及基础自然科学，打破了传统教育以经史子集为核心的格局。在算学馆开办期间，浏阳各种学社也相继得到发展，谭嗣同记：“现今风气大开，人思自励，忽值停课之举，遂各纠合同志，自立算学社……在本城中已成三社，余城乡续议结社者，尚纷纷未已……算学社之效已大著，风气已大开。”新算学馆成立后，整个湖南学习风气迅速转变，全省各书院纷纷开设算学课程，新学堂和各种新型学会纷纷成立，新学风勃然兴起。最先学习浏阳算学馆办新学的是湘乡的东山书院，是毛泽东的启蒙学校。

（二）湖南维新运动的引擎与先导

浏阳算学馆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唐才常曾很骄傲地评价“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尔”。一批浏阳士子成为湖南维新集团的骨干力量，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浏阳算学馆的创建，标志着湖南维新运动迈出了艰难的步伐。浏阳兴算活动，使欧阳中鹄、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等浏阳维新派士绅名声大著，其《兴算学议》刊行后，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赞赏推广，有力推动了当地思想解放。由一县扩大到全省，乃至全国。

（三）算学社的精神遗产对浏阳产生的深远影响

1.敢为天下先的革新勇气

算学社的创立源于甲午战败后的救亡图存，核心人物皆怀抱“以科教救国”的赤子之心，体现了晚清浏阳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算学社的核心人物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拒绝出逃，舍生取义，其“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感召了大批有志之士。唐才常领导了中国资产阶级从维新到革命的转折性事件自立军起义，七年后的萍浏醴起义依靠的也是这支力量，起义的主力部队是浏阳人。十三年后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辛亥革命，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长沙起义，是浏阳人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焦达峰自幼以“谭唐”自居，少年时代就发出豪言壮语：“谭唐倒下了，后起的谭唐更多！”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得到了浏阳学友陈昌、陈绍休、陈作为、彭道良、罗章龙、潘心源等人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在浏阳打响了中国革命的枪声。

2.勇立潮头的担当精神

在顽固势力强大的环境中，他们突破重重阻碍，站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前沿，彰显了湖南人“扎硬寨，打死仗”的勇毅与担当。谭嗣同是湖南的文化符号，更是浏阳的重要文化符号。谭嗣同的精神，是湖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谭嗣同的精神风骨，激励了一代代浏阳儿女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浏阳有2万多名革命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胡耀邦、王震、宋任穷、王首道、杨勇、李贞等浏阳籍老革命家的身上，可以看到谭嗣同精神的影子。经过一代代人不懈努力，浏阳从国家级贫困县迈入全国百强县前列。

浏阳文化，扎根围山之下、浏水之滨，裹满了历史的伤痕和荣光，从偏处湘东一隅到崛起为湘赣边重镇，是传承千年的浏阳文化赋予了独特的思维方式，激发了强大的创造能力。浏阳近代通过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群体创办算学社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逐渐形成“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浏阳精神。

“无改革，不浏阳”是浏阳人民不畏艰难，冲破阻力谋求发展，表明决心和誓言。在当下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如何做好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开发利用好地域文化资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地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是当前社会需要思考和探索的新课题。

（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