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永新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伟大创举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开创了诸多伟大创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二是第一次突破了城市中心论道路；三是创建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队，第一次实践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四是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以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蓄积了燎原之势。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一）举旗：“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秋收起义的重大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它第一次举起了共产党革命的旗帜。这面旗帜，既是共产党的旗帜，也是工农的旗帜。

首先，毛泽东积极倡举革命新旗帜。

众所周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起义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从1921年到1927年，党一直在摸索中前进，还没有公开树立起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旗帜。如南昌起义时，周恩来、贺龙等按照中央事先的决定，在起义时使用的仍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如在八七会议上，当时中央的负责同志认为，在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所以起义仍需要以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为号召为宜。但是在准备起义的实际过程中，毛泽东很快发现，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失掉了群众的信仰，他主张秋收起义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国民党左派旗帜了，而应该高高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子。

在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明确表示“国民党的招牌还能要吗？我看不能要了，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有人发问：“不打国民党的旗号，那我们怎么办？”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举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能号召群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在毛泽东的主张下，湖南省委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旗号来号召群众，领导起义。

在秋收起义爆发前夕，起义部队师参谋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受命为部队设计军旗。因为何长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见过苏联红军军旗式样，于是参照苏联红军军旗提出了新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毛泽东和前委会的认可。

那么这面新设计的军旗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又有什么象征寓意？秋收起义举起的第一面共产党旗帜，以红底象征革命，以红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用锤头和镰刀相交叉表示工农联盟，靠旗幅一侧的白布涵管上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整个式样用以表明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和性质均与原来的国民革命军全然不同。军旗样式确定后，起义部队师部驻扎地附近的群众赶制了100面军旗，并在起义爆发后打了出来。

毛泽东所主张的这面崭新旗帜，既不同于国民党的旗帜，又没有照搬苏联红军的旗帜，而是独一无二的旗帜。它来源于苏联红军，又不同于苏联红军；既有着对历史的传承，更体现了结合现实的创造，成为了代表工农革命的共产党旗帜，成为党领导新型军队的独特标识，对吸引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起了关键作用，也正由于此，才有了中国革命日后“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壮举。

其次，毛泽东积极组建工农革命军。

在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起义部队建设。最初能够参加起义的各地武装只有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等，比较缺乏正规军。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反复向中央说明领导起义一定要非常重视军事，说起义“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只是自欺的话”“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

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为起义打下坚实的军事基础，毛泽东积极奔走，联络各方武装力量。如在8月19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希望中央能调派两个团的正规军来协助湖南的秋收起义，但由于当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广东，这一要求中央没有能够实现。8月31日清晨，毛泽东告别妻儿，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会上，当毛泽东了解到在修水有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即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毛泽东立即决定联合这支警卫团共同起义。安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一方面给修水、铜鼓等地的革命武装去信，要求共同举事，一方面自己亲自赶往铜鼓，准备到位于铜鼓的第三团驻地直接参与领导起义。

经过毛泽东的不懈努力，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基本组建起来。起义部队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统一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前，还收编了旧军阀军队邱国轩的一个团。整个起义部队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军事行动，定于9月9日开始，从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攻长沙。

事实证明，毛泽东在部队建设这个问题上是极有远见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工农来命名的部队，第一次拥有自己专属旗帜的部队，第一次实现了工人武装与农民武装大联合的部队。这支部队在秋收起义中建立起来，成为了后来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也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二）转兵：“退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兵分三路向长沙进攻，但很快遭遇挫折。第一团在卢德铭、余洒度的指挥下，从修水出发，进军途中，收编的邱国轩部叛变，起义部队腹背受敌；第二团从安源出发，因团长王新亚麻痹轻敌，被敌人优势兵力包围，部队被打散；苏先骏率领的第三团9月12日从铜鼓出发后，起初在浏阳白沙首战告捷，但最终寡不敌众。审时度势之下，毛泽东决定带领队伍向白沙上坪方向撤退，避敌锋芒，另觅良策。

1.集结浏阳文家市，抉择革命出路

鉴于起义部队遭遇挫折，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通知各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结。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至1500余人。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定第二天，也就是9月16日发动的长沙暴动。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相继抵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前委会议上，针对起义部队的去向问题，出现了三种观点：一是以师长余洒度为代表的继续攻打长沙的观点；二是放弃攻打长沙，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观点；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向农村战略转移的观点。由于观点不一致，会议中，与会人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根据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毛泽东清醒地作出判断，他认为：各县农民暴动并没有造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设防的大城市长沙，否则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而敌人在农村的控制力量薄弱，在崇山峻岭中难施拳脚，这就有利于起义部队去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因此，他主张把起义部队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上山当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建树的“山大王”，红色的“山大王”。

与会人员讨论激烈。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他向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军需处长范树德等人有理有据地陈述为何不能继续攻打长沙以及追赶南昌起义部队。他还抓住会议短暂休会的时机，与总指挥卢德铭、副师长余贲民等人再一次沟通交流，力争他们对转移农村主张的认同。最后，在卢德铭的支持下，会议经过举手表决，通过了放弃攻打长沙、向农村转移的决议。在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和有力推动下，一个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抉择就此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抉择，是我们党对城市中心论道路的第一次突破。在此之前，中国革命是按照苏联“以城市为中心暴动”的道路走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秋收起义占领长沙的原定计划，都属于走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现实表明，中国革命走城市革命道路行不通，但是，该如何突破这条道路去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路，毛泽东的创举是我们党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2.举行会师大会，宣布转兵决策

9月20日，工农革命军全体官兵1500余人在里仁学校前的操场举行会师大会。大会由卢德铭主持，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小石头打烂大水缸”的演讲。毛泽东的这番话，既深刻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说明情况是严峻的，同时又指出前途是光明的，这让起义部队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热血沸腾。部队战士们重整旗鼓，从文家市出发，一路向湘南方向进军。

（三）改编：“支部建在连上”

1.三湾改编军队，加强党的领导

起义部队转兵途中，遭到敌军多次围追堵截，总指挥卢德铭在芦溪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中弹牺牲，部队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在失去了卢德铭的约束后，原不归湖南省委领导的师长余洒度愈发不服从毛泽东和前敌委员会的领导。部队进入莲花县城后，余洒度警惕性不高，擅自放走了被捉的莲花县保安队长。毛泽东批评他，他不但不以为然，还同毛泽东激烈争执起来。统一部队思想和指挥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面前。同时，起义部队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不断有指战员牺牲，加上痢疾、疟疾等疾病盛行，减员比较厉害，士兵军官逃跑成了公开的事，部队人数由文家市会师时的1500余人锐减至700余人，新生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随时面临溃散的结局。

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研究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察觉出问题的症结。一路行军，毛泽东注意到，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他发现第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带的连队竟没有一个逃兵。毛泽东多次找何挺颖谈话，听取意见，何挺颖说：“我看要从军队的党组织去考虑。部队党组织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毛泽东还先后与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宛希先、何长工、韩伟等谈话，了解北伐军党组织建设情况，其中典型代表叶挺独立团是团建支部、营建小组，共产党员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情况让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加强队伍中党的建设，从组织上确保党对革命力量的绝对领导，再造一支新型革命军队。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当晚，毛泽东就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总结起义部队受挫后的经验教训，分析部队的思想政治情况和组织情况，特别指出部队存在着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决定对部队进行全面整顿和改编。改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整顿组织。把已经不足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官兵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希望他们继续革命。经过整顿，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革命者，人数虽少了，却精悍不少；编制缩小了，战斗力却大为增强。二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对前敌委员会进行了改组，书记仍由毛泽东担任。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班排设小组，支部建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是在部队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长官不许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长官要受其监督。

通过三湾改编，起义部队不仅缩编，而且完成了党组织结构的调整，强化了党的领导，激活了党内民主和党内政治生活，使党的领导延伸到了最基层、最前沿，直达每一个士兵。更为重要的是，三湾改编重建了军队的政治和组织纪律，创造了党与军队关系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人民军队的“军魂”。

2.水口连队建党，付诸具体实践

三湾改编后半个月，起义部队到达炎陵县的水口镇。虽然三湾改编就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由于行军打仗，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加上从文家市到水口，逃跑事件时有发生，原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擅自离队，一排士兵在排长的煽动下集体逃走，这让毛泽东感到自上而下建立党的核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尤为迫切。

毛泽东利用空隙时间，找战士们促膝谈心，进行革命前途和信仰的教育，各连党代表也在战士中发现、培养了不少工农出身的积极分子。毛泽东认为，在战士中发展党员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召集团、营、连党代表开会，研究连队建党工作。他还根据各连党代表提名，决定批准几个表现好且坚决要求入党的士兵入党。10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水口叶家祠亲自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这六名战士分别是陈士榘、赖毅、刘炎、欧阳健、李恒、鄢辉等。毛泽东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6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结束后，毛泽东勉励新党员今后要团结群众，多做群众工作，严格组织生活，严守党的秘密。接着，他又要求各连党代表回去后，继续抓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分批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尽快在各个连建立起党支部。当晚，党员最多的一营二连率先成立了党支部。水口连队建党是对三湾改编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付诸实践的开端。此后，工农革命军的各个连队普遍建立了党的支部，实现了党指挥枪这一伟大的战略思想，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得以具体实现。

毛泽东后来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上山：“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在起义部队南下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部队的落脚点问题。当时他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井冈山，那里地势险要，远离大城市；另一个是湘南，那里可以与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的部队靠拢。究竟以哪里为落脚点，毛泽东一时还不能下定论。后来，毛泽东从报纸上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便明白在湘南立足与广东呼应的想法难以实现。就在这时，他收到了江西省委的一封信，说井冈山上有两个农民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都是自己人，其中袁文才早年也是共产党员，可以上山落落脚。于是，毛泽东给井冈山上的袁文才和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写信联系，准备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月初，毛泽东在三湾会见龙超清和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可以先到宁冈的古城驻扎。于是，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宁冈古城进发。

1.召开古城会议，决定武装割据

10月3日，部队到达古城，随即在古城联奎书院的文昌宫，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这是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历时两天，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认为，秋收暴动虽然遭受重挫，军事上失利了，但战略上没有失败；现在要鼓足信心，放下担子，轻装上阵，建立后方。龙超清在会上介绍了宁冈及边界的情况。随后，毛泽东分析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与可能。经过充分讨论，参会人员大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古城会议是三湾前委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和团结、争取袁文才部队的方针，为工农革命军引兵井冈奠定了思想和政策基础。

2.团结绿林好汉，红旗插上井冈山

工农革命军要进入井冈山，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同意是不可能的。他们二人领导的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王佐部驻扎在井冈山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扎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呼应。他们二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本人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没有深入了解，而且担心这支比他们的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后会夺取他们的地盘。因此，袁文才的代表提出：袁部可接济革命军一些给养，请革命军“另择高山”。

为了消除袁文才、王佐对工农革命军的疑惧，毛泽东只带了几个随员，亲自到大仓村会见袁文才，与他进行了亲切诚恳的谈话。从古城会议到大仓会见，毛泽东以他的睿智真诚，逐渐取得了袁文才的信任和帮助。10月17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分两路到达茅坪，袁文才带领农民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工农革命军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后方医院，安置伤员。军官队留驻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茨坪。至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转战千里，历尽艰辛，终于把工农革命军的红旗胜利地插到了井冈山上，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走向胜利的崭新道路。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距现在已过去将近百年，当年的硝烟烽火早已散尽，但回望这段光辉历程，我们会发现，毛泽东与秋收起义相互成就，不仅对他个人，也对当代中国有着深远非凡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探索革命道路的开端

毛泽东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在邓小平1980年8月21日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阐述得很清楚。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而秋收起义正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端。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首次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从中心城市转移到了广大农村地区，领导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且最终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在新时代，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走好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具体而言：一是要深刻认识到这条道路的科学性。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一条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二是要始终坚信这条道路一定可以实现。中国革命历经了多次道路抉择，最终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唯一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也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继续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人间正道。三是要持续发挥这条道路的优势。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发展了党的领导思想

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从组织上、思想上寻找问题的根源，经过上坪会议、文家市抉择、三湾改编、水口建党，把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在此后的革命岁月中，党和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共同发展壮大，并且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向前，党的领导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党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一方面，在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党的事业的骨干，党员领导干部要着力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应对复杂形势、完成艰巨任务练好内功、增强本领，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三）丰富了统一战线理论

在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前后，毛泽东注重吸收农民参加革命，将他们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在转兵井冈山时，他积极争取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力量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毛泽东的这些行动和举措，有力推动了革命进程，也丰富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为调动社会各阶层的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党完成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同时，我们党在运用统一战线时，不断巩固政治领导的优势，夯实思想引领的基础，增强组织团结的本领，提升社会号召的效果，形成了有效治理国家的宝贵经验。

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我们要从以下三点着手。首先要固守圆心，就是要用共同奋斗目标聚精会神，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心聚魂，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汇智聚力，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基固本。其次要延长半径，就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第三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以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灵活的方式方法团结人，最大限度凝聚人心共识、凝聚智慧力量，同时也要始终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持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这样，我们就能让各民族各阶层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四）彰显了崇高革命精神

毛泽东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在秋收起义中得以充分彰显，集中体现在他的为民情怀、实事求是和勇于担当上。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寻求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拨正了革命航向，开辟了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敢于担当，面对革命低潮和白色恐怖，他敢于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向党中央力陈大革命失败原因，没有选择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为中国革命探寻一条新路。应该说，毛泽东是秋收起义的“灵魂人物”。

精神是奋斗的原动力，也是时代的风向标。奋进新征程，我们要充分发扬革命精神。首先要坚持补钙壮骨。以包含毛泽东的为民情怀、实事求是和勇于担当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坐标，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其次，要坚持守正创新。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只有50多名党员的年轻政党，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进程中，我们要结合新的实践去创造、生成、提炼新的精神形态，使党的精神谱系不断延展，使党的红色基因更加强韧，使党的事业发展获得更加有力的精神支撑。再次，要坚持践行落实，盯住践行做文章，在落实上下功夫，把学习历史与观照现实、传承精神与推动工作结合起来，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级台阶，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新胜利。（作者系长沙市社科联特约研究员、浏阳市委党校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