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雄文

【摘要】1928年的花桥之战是黄公略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本文以这一战役为切入点，系统考察黄公略在军事失利后的思想转变与战术创新。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和战术理论，研究发现：黄公略将失败经验升华为“避实就虚、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并形成系统的军事著作《论游击战术》。这一转型不仅体现了其逆境中坚守信仰的革命品格，更开创性地解决了早期红军面临的战略困境。文章进一步揭示，黄公略的军事思想包含三个核心维度：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军民融合的斗争策略、自我革新的实践智慧，这些都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引言

1928年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年爆发的平江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重要武装斗争。作为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黄公略在随后的花桥之战中遭遇重大挫折，却由此开启一段从失败中奋起的传奇历程。

花桥之战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其军事层面的得失，更在于它成为检验革命者意志品质和战略智慧的试金石。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黄公略展现出的自我革新勇气和战术创新能力，为困境中的红军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历史文献，深入分析黄公略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核心内容及其历史影响，以期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理论的演进提供新的认识视角。

二、平江起义：星火与暗流并存

1928年7月18日，彭德怀从下属第二营营长陈鹏飞处获悉：他们的共同好友、驻嘉义镇的营长黄公略身份暴露。下午4时，彭德怀从平江县电报局截获立即逮捕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等共产党员的电报。与此同时，正在平江巡视的滕代远也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特急警戒信：“独立五师党的情况有所暴露，立即策动暴动，以争取主动。”晚上7时，彭德怀和共产党员邓萍、张荣生、黄纯一、李灿、李力、李光等与滕代远秘密商议，决定于22日13时发动起义。“李光同志即晚送信三团三营黄公略，嘱咐二十二日下午一时起义。”

黄公略接获起义通知后，在策划部队闹饷时被三团团长刘济人察觉。刘济人以通敌和煽动士兵图谋不轨的罪名欲将黄公略逮捕。鉴于此，黄公略被迫于7月20日傍晚提前行动，成功发起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嘉义区委书记涂正坤安排的向导引领下，绕道谢江、周坊、恩溪，向平江县城挺进。1928年7月22日，在彭德怀和滕代远的领导下，国民党军湖南省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湖南省平江县成功举行了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平江起义。7月22日至23日，起义部队向平江县城集结。但三团三营部分官兵出现了叛逃。

7月23日晚8时，黄公略在团党委会上对三团三营的叛变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要迅速提高士兵的觉悟，纯洁内部，清除那些不可靠的旧军官，在关键时刻领导人员不宜脱离部队，并建议部队退出平江县城，分散四乡，解决敌人的武装。

三、花桥之战：军事失利的深层分析

平江起义胜利后，7月24日下午，中共平江县委召集了群众大会，庆祝起义胜利，宣布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红五军。

7月28日的花桥之战，是平江起义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黄公略率领的红五军第四团在浏阳社港花桥与国民党独立第五师三团刘济人部遭遇，经过激烈战斗后损失惨重。这场战役的失利并非偶然，而是暴露了早期红军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首先，在情报工作方面存在严重缺陷。黄公略原计划夺回被贺仲斌带走的叛变连队，却误判了敌情，实际遭遇的是国民党正规军一个整团，外加敌第三十五军的徐营和第二团两个营的增援部队。这种情报失误直接导致了战术部署的被动。

其次，在战术运用上存在明显不足。起义部队缺乏阵地战经验，在抢占关山嘴高地后，未能有效利用地形组织防御。刘济人部突破红四团右翼羊牯脑阵地后，从高处向下发起进攻，造成红军重大伤亡。更严重的是，在战斗过程中又有两个连的士兵临阵脱逃，投靠敌军。

再次，在思想建设方面亟待加强。起义士兵多数是通过“闹饷”方式争取过来的。这种经济激励虽然短期内能凝聚人心，但缺乏坚实的革命信念支撑。正如黄公略在战后总结时指出的：“广大官兵革命思想才启蒙。”

深入分析花桥之战的失利，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关键教训：一是必须建立可靠的情报网络；二是需要提升部队的战术素养；三是要加强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认识为后续的军事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游击战术的探索与形成

花桥之战后，黄公略带领剩余部队于8月3日到达平江东乡龙门厂，与红五军主力会合。这次会师成为军事战略转型的重要契机。在龙门厂的休整期间，红五军高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黄公略的军事思想开始发生质的飞跃。

（一）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术革新

在龙门休整十天后，湖南反动派集结了十多个团的兵力追剿过来。为避免再次同敌人硬拼，红五军在敌人三省“会剿”中，采取同敌人“打圈子”“推磨盘”战术，经常跳到敌军侧后方，弄得敌人疲惫不堪。

不久，湖南省委指示红五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上井冈山与红四军汇合，一路交黄公略领导留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斗争。

从龙门休整到分兵，黄公略深刻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必须改变硬碰硬的作战方式。他总结出“避实就虚、昼伏夜出”等游击战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

攻打沿溪桥战斗就是成功范例。1928年11月15日凌晨，黄公略率领部队，按预先部署，从大光洞直插沿溪桥，采取里应外合战术，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敌人除连长候鹏飞从阴沟里逃跑外，大都被歼。这场战斗生动体现了战术的突然性和有效性。

（二）军民结合的斗争策略创新

1928年，第一区苏维埃政权正式成立，浏阳革命迎来了新的曙光，黄公略也逐渐将单纯的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相结合。

1928年冬天，黄公略、李隆芝亲自带领龙云中队远赴60公里外的大圣、牛石岭等地游击。

牛石岭有个大财主，妻妾成群，挥霍无度，剥削农民狠毒，农民们不敢怒更不敢言。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黄公略率部化装成财主亲戚，智擒土豪并召开群众大会，既打击了反动势力，又教育了人民群众。

当遭遇敌军追击时，他又创造性地采用“雪地打圈”的战术成功脱险。这些实践体现了“既要会打仗，更要会打圈”的游击战精髓。

（三）军事理论的系统总结

1929年3月，黄公略完成《论游击战术》的编写工作。这部著作总结了11条作战原则，包括“避实就虚、避强就弱”“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昼伏夜出、神出鬼没”等。

何长工后来评价说：“他对整个红军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的形成，是有重要贡献的。”

潘心元1929年7月2日给中央的《关于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中将《论游击战术》概括成：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只要会打圈，不要会打仗。2025年3月1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国家荣光·黄公略》中，首次披露了江西省安福县档案馆收藏的《论游击战术》。尽管纸张已经破损，残缺不全，但仍然可以看到“避实就虚、避强就弱”“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昼伏夜出、神出鬼没”“彼集我散、彼散我集”“只要会打圈、不要会打仗”“钻山沟”“行军”等11条作战原则。

书中运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在湘鄂赣苏区游击战的成功经验和实例加以说明，让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还专门论述了情报收集和政治瓦解敌军的方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游击战理论体系。

五、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效

黄公略的游击战术在湘鄂赣边区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29年1月到5月的四个月间，他领导部队进行了16次武装斗争，每次都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不仅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更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军事建设方面，红五军从最初的不足千人发展到6000多人。在政权建设方面，浏阳等地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1930年2月，黄公略调任红六军军长。同时，黄公略将他编写的《论游击战术》带到了红六军。《论游击战术》在赣西南深入人心，带来了切实的成效。因为通俗易懂，部队很快就能够熟练地运用游击战争、战术来开展对敌人的反“围剿”斗争。

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下的“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革命形势的发展。

黄公略的军事思想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形成了战略互补。这种互补性体现在：黄公略更侧重于小部队游击战术的具体实施，而毛泽东则着眼于更大规模的战略指导。二者共同构成了红军早期游击战争的理论基础。

六、历史启示与当代价值

黄公略在花桥之战后的转型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第一，它展现了真正的革命者在逆境中应有的品质。黄公略没有被失败击垮，而是以非凡的战略定力保持方向感，在溃败中寻找新的出路。这种精神品质对于任何时代的奋斗者都具有激励作用。

第二，它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黄公略的游击战术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从实战经验中总结提炼而来。他注重让战士们参与讨论，数易其稿，使理论真正服务于实践需要。

第三，它揭示了军事斗争与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黄公略既重视战术创新，又注重思想建设；既强调军事打击，又善于政治瓦解。这种全面的斗争策略，对于今天的各项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

七、结语

花桥之战虽然以军事失利告终，但它催生了黄公略军事思想的成熟与飞跃。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型，从单纯军事斗争到军民结合的策略，从实践经验到理论总结的提升，这一系列转变不仅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理论宝库。

黄公略用他的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胜利不在于一时的得失，而在于能否从挫折中汲取智慧，在逆境中开辟新路。这种“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这种将失败转化为胜利的实践智慧，正是中国革命能够最终成功的重要密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依然能够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和启迪。

（作者系浏阳市社港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