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光耀千秋

文/李蓉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作为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也在他个人的生平事迹中，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毛泽东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决策，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以革命武装开拓前进的道路，不怕困难、挫折；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发挥党支部的重要作用；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关注贫苦农民的疾苦，平分地主土地；注意团结一切革命力量，让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上安了家。秋收起义作为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湘南起义等一起，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具体实践，更被誉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建立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和创建根据地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一

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决策，并且结合实际加以落实

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义无反顾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决策。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每省农民运动要把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并以革命的武装保障其胜利。农民武装可以三种形式存在：（一）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二）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三）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此时留在武汉，除了指导湖南省委工作，还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筹划湖南秋收起义等，并参与以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名义发出文件的有关工作。8月初，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湘南运动大纲》，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随即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通过了《湘南运动大纲》，并决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织湘南特委。

紧接着，中共中央于8月3日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地去领导的”。秋收暴动的战略，是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大纲对湖南省提出的具体要求是：准备在不久的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同时提出，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后，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面临去四川还是湖南工作的选择，毛泽东请求仍回湖南工作。得到中央同意后，毛泽东便于8月12日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回到长沙，加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担任省委委员。

毛泽东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决策，同时又注重从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保证中央的重大决策能够得到落实。因为对湖南的情况更为熟悉，这也是毛泽东请求回湖南工作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8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和土地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时，大力主张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今岳阳）等县的湘中暴动，而不是中央要求的三个中心同时发动的全省暴动计划。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今岳阳）等县的湘中暴动，这就从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改变了中央关于三个中心同时发动的全省暴动计划。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决策是坚决拥护，但在具体的贯彻执行中却是结合湖南实际加以落实。

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会议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次会议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更证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受到政治纪律处分的毛泽东初心不改，继续坚持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换句话说，也是坚决贯彻中央的重大决策，并从实际情况出发加以执行。

二

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条件下坚持初心使命，不屈不挠，坚决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旗帜，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先后在全国12个省约140多个县领导了武装起义和暴动，参加人数达200多万人。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理想信念和顽强意志。

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对党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批评意见，同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观点。8月18日和30日，毛泽东参加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主要内容是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湖南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在1927年9月9日开始的秋收起义中，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身体力行，领导起义军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准备最后进攻湖南省会长沙。因为起义军力量不强，攻打城市失利。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临阵脱逃。毛泽东临危不惧，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停止进攻，火速退兵文家市，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开展斗争。但师长余洒度还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意见为大家接受。于是，秋收起义部队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这样既可以保存、发展武装力量，还有利于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

秋收起义中，组织革命武装参加起义不容易，而在进攻大城市先后受挫的情况下，不怕困难、挫折，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方向，更是不容易。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宣布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中，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参加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还有余洒度收编的滞留在鄂南一带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编为的第四团。但在起义过程中，作战不顺利。文家市转兵后，一路战斗频繁，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的人怕苦怕累，有的人掉队，少数士兵自行离队；疟疾流行，病员加多，有的伤病员因缺医缺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有的长官怕艰苦离队自寻出路。在江西萍乡芦溪又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保留下来的秋收起义队伍已经由5000余人减少到不足千人，而且军纪松弛。有的团、营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针对部队许多人情绪低落、思想较混乱，组织不健全，还缺乏弹药、没有给养的情况，当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决定对秋收起义队伍进行改编。

1927年9月29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首先是将被打散打乱的部队进行缩编，即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同时，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第三项内容是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政府已经和革命分道扬镳，不可能再组织、领导革命武装力量。要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必须靠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而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许多党员都按党组织要求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但秋收起义的部队这时却需要把党的组织建立和完善起来，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所以，从组织上保证党的领导，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就使秋收起义部队有了主心骨，有了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是非常重要的组织措施，也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最后能够在井冈山坚持下来并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保证。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三

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关注贫苦农民疾苦，平分地主土地

出身农民的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有着相当的深度和高度。这从他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1月发表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指出，“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一到战时，“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而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指出：“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地去领导的”。秋收暴动的战略，是要“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

八七会议上，提交会议讨论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对于小田主则减租”。毛泽东在讨论时发言说：“（1）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2）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3）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毛泽东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必须要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可是，出席八七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却说：“关于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土地政策，当时的中国革命还没有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但罗米那兹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会上直接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样，毛泽东提出的大地主标准没有得到采纳，对小地主采取什么办法也没有在会上进行讨论，对富农等问题如何处理也没有定论。到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时，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关于没收土地的办法，要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妥善方法加以安置。

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求起义部队要遵守纪律，纪律之一便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在攻克江西莲花县城后，起义军不仅从监狱中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还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对于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毛泽东更是放在心上。中国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生活艰难，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迫切要求政治经济翻身，渴望得到土地。因此，他在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南下、上井冈山期间，在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开展分田斗争，采取土地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办法，以乡为单位，男女老幼一律平分，这就满足了广大农民的需要。后又按照中央的指示，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这种办法体现了反封建的彻底性，但也存在侵犯中农利益，使中间阶级受到打击的问题，结果导致中间阶级反水，根据地经济萧条。毛泽东很快发现问题，并逐步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错误，改变“左”的政策，使井冈山的土地革命得以顺利开展。

尔后，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也存在一些错误，如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有关具体政策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调整，到解放战争时期提出正确的土地改革方针，即“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在这过程中，毛泽东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注意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和要求，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

四

重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让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上安了家，从而揭开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篇章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既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也有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工农自卫军、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还有余洒度收编的滞留在湖南一带的黔军残部邱国轩团编为的第四团，全师共约5000余人。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样一支来源不同、区别很大的武装力量进行秋收起义，其困难可想而知。这就是毛泽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在三湾实行改编，对部队进行重新组建的重要背景。通过三湾改编，使得来自不同序列、不同地方的革命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团结起来，此前松弛的部队变得有力量了。

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合后，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但是到何处落脚、安营扎寨？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队伍到达三湾进行改编时，便派人先后和井冈山上的农民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取得了联系。毛泽东了解到，袁文才和王佐都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退到井冈山上坚持斗争。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结合，但对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又存有疑虑，担心会对他们造成威胁。而当时的工农革命军中，也有人说：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反对。他说，这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以他一贯的宽阔胸怀和开阔视野讲道理，最后说服了其他同志。于是，工农革命军对袁文才、王佐采取团结、争取政策并取得成效。在袁文才、王佐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工农革命军先是在井冈山上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以后又在井冈山上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谱写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五

秋收起义作用巨大，影响深远，光耀千秋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条件下坚持初心使命、不屈不挠、坚持革命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钢铁意志。“坚定执着追理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秋收起义得以进行并能胜利走上井冈山的精神支柱。同时，面对大革命失败、秋收起义受挫的迷茫和疑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求真务实精神，勇于探索，敢闯新路；还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重视党的组织作用，有力凝聚了人心；毛泽东还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和动员群众，壮大了革命力量。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作用巨大，影响深远。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政治议决案》中指出：“秋收暴动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秋收起义的伟大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酝酿形成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也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历史，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的宝库，是给人以智慧和力量的教科书。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更好地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