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算学实践与近代中国科学启蒙

文丨罗柱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与维新派代表人物。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亦对西学抱有浓厚兴趣，这种多元的知识背景为其日后的思想革新与算学实践打下基础。谭继洵作为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代表，其官僚身份与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谭嗣同早期的成长环境，而谭嗣同却在时代浪潮中突破传统桎梏，走向维新变革之路。

1898年，戊戌变法如惊雷般划破晚清沉寂的夜空，谭嗣同作为变法的核心成员之一，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姿态，将维新思想的火种播撒在神州大地。谭嗣同的椽笔如同一柄利剑，直指时代的痛点与痼疾；谭嗣同的思想恰似一团烈火，点燃了民众的斗志与激情。这场变法虽以失败告终，却在思想启蒙、制度革新等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谭嗣同的维新实践没有局限于政治领域，其在算学等科学领域的探索，同样是近代中国科学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

谭嗣同的夫人李闰（1865—1925）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与谭嗣同相濡以沫。在谭嗣同投身维新事业期间，李闰不仅在生活上给予支持，更在精神层面与之共鸣。尽管身处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她却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并支持丈夫对科学与革新的追求，这种家庭内部的精神联结，从侧面反映了谭嗣同思想形成的复杂背景。谭嗣同的算学实践，既承载着个人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也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碰撞中的思想轨迹，而其家庭关系则为这一轨迹增添了更为丰富的人文色彩。

一、算学实践与维新思想的结合

谭嗣同的“算学实践”是指他在晚清时期以数学（当时称“算学”）为切入点，推动科学启蒙和社会变革的一系列具体活动与思想探索。在此期间，他主张算学为变法之本，为将其付诸实践，开始致力于维新变法。

1895年8月，谭嗣同在浏阳奎文阁创立了“算学社”，拟定《算学社章程》，分为《开创章程八条》《经常章程五条》。他在章程之后言明，算学的目的在于实践，以数学教育为核心，兼授物理学等西学知识，将数学视为破除蒙昧、培养科学思维的工具，最终形成了一条系统的维新变法路径。

（一）系统的知识传播体系

为了适应中国教学模式，谭嗣同在算学社的教学形式上开创性地将西方数学教育与传统书院制度相结合，主张以算学推动社会变革，形成科学与维新的有效互动，让算学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引擎。在具体教学中，他保留了书院师徒相授的互动模式，让学子研讨深化对算理的理解，又引入西方数学中的逻辑推演与实验验证方法，鼓励学生动手演算、实地测量，打破了传统算学仅停留在典籍注解的桎梏。

算学社作为湖南首个新式学术团体，极大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的维新运动。这些开创性的教育实践吸引了唐才常、刘善涵、罗棠等数十位维新志士参与，培养了具备近代科学素养的新型人才，更直接推动了湖南新政的开展，为戊戌变法输送了骨干力量。

（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算学社独特的“师徒制”与“研讨制”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革新思想，让算学社成为当时少数能真正做到“中西并用，实用为本”的新式学术团体。

在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思考中，谭嗣同详细阐述了“仁为万物本原”的思想体系，并由此引出“通而平等”的观念，以达到其所设想的大同社会。

（三）与新政实践相连算学社并非简单的学术团体，而是一个变法实践平台。1897年《湘学报》创刊后，谭嗣同将数学定位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工具，这一理念的提出也丰富了算学社的课程设计，不仅包括基础数学理论，还设置了与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相关的实践课题，要求学生运用数学方法分析水利建设、商业贸易等实际问题，培养兼具科学素养与政治眼光的经世致用之才。这种“算学与政事相通”的理念，打破了传统教育中科学与政治的界限，直接推动算学社成员深度介入湖南变法实践，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次极具价值的探索。

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算学社“经世致用”的教学理念推动了新政的实践，这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极具前瞻性的尝试，影响了后来的各项教育改革与政治变革。

二、算学社带来的科学启蒙与学术贡献

算学社作为戊戌维新时期的第一个科技社团，以数学教育为核心，兼授物理学等西学知识，标志着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学会的萌芽，为近代科学本土化提供了重要资源。谭嗣同通过算学社推出《代数术》《微积溯源》等西算著作，并借助《湘学报》《时务报》传播科学知识，将数学从“技艺”上升为“格致之学”，促进湖南新式教育发展，这一系列运动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启蒙思想，其体系呈现出三个层面的发展。

（一）方法论层面谭嗣同创办的算学社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引入西方算学知识，更在于构建了一套全新的科学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了传统儒学的认知方式。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佛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融合了近代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当时，社会对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他首次将现代科学知识引入课堂，并将算学从传统的六艺之末提升至诸学之基的高度，为近代科学思维的确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标志着中国知识界从“格物致知”的模糊思辨，转向“以数明理”的精确分析，以此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算学社成为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的榜样。

这种将数学提升至方法论层面的尝试，不仅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武器，更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奠定了范式基础。

（二）哲学层面作为算学社的核心创办人，谭嗣同的贡献远超出单纯的科学教育范畴。他的思想受到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显示出“批判性”“平等性”“情感性”的特征。

在1896—1897年撰写的《仁学》中，谭嗣同创造性地融合了算学与儒学，并且通过系列讲座和著作，推动了科学与启蒙思想的传播。谭嗣同以其仁通思想为精神核心，对儒学思想进行拣择与阐释，肯定与推扬了孔孟之学等儒学思想。不仅有从仁到通到不生不灭，再到现实政治，再到宇宙终极拯救的理论推衍，还大量运用了传统中国、古代印度、近代西方的思维方法，在理论企图心和完成度上都高出同侪。

这种独特的科学人文主义理念，通过他的教学实践和理论建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将科学训练与社会关怀紧密结合，开创了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科学对话的新路径。

（三）价值层面谭嗣同对数学教育的革新性理解，使其成为晚清思想启蒙的重要载体，他深刻洞察到数学内在的逻辑性、精确性和普遍适用性，认为这些特质是破除蒙昧、追求真理的关键，并认为数学思维能够培养“审问”“慎思”的理性精神，将数学训练与理性精神的培养紧密结合，既是科学探索的基础，也是社会批判的武器。

他主张数学的推演过程要求严格遵循逻辑规则，不容丝毫含混与臆断，这自然锤炼了人“审问”与“慎思”的思维习惯，这种以实证和逻辑为核心的方法论，在他看来不仅适用于自然规律的探索，更应成为审视社会制度、伦理道德乃至政治现实的根本法则。他进而将数学的“公理”思想引入社会领域，强调任何社会规范、伦理准则都应如同几何定理一般，经得起理性的严格推敲和普遍验证。

面对晚清僵化的礼教、腐朽的专制和不公的制度，谭嗣同运用这种源自数学的理性精神，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缺乏内在逻辑一致性、违背普遍人性之理，本质上是不合理性的“虚妄”。他试图以数学所代表的清晰、确定和可验证的理性标准，去解构和重构社会价值体系。这种由方法论到价值观的完整思想体系，使谭嗣同的算学实践超越了单纯的技术传播，成为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思想启蒙运动，代表了中国近代科学哲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三、谭嗣同算学实践的社会影响与当代启示

家风熏陶与家国情怀、对死生价值的参悟以及对民众苦难生活的亲身感受是谭嗣同担当精神的主要来源。算学社的成功经验为当代教育提供了诸多启示，其对科学教育的重视、对爱国主义的弘扬，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理念产生着深远影响。谭嗣同的算学实践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呈现出涟漪式的扩散效应。

（一）算学社的社会贡献除了谭嗣同，其他成员也在各自领域展现了出色的才华，为戊戌变法奠定思想基础。如欧阳中鹄在算学研究上颇有心得，唐才常则致力于天文与地理的探索，刘善涵更是在社会教育推广上作出了贡献，他们各自的努力共同造就了算学社的辉煌。

谭嗣同通过算学社开创了“由科学教育走向研讨实践”的教育方式，这一方式直接催生了时务学堂的课程体系改革。其中采用的“问题导向法”等教学方式，促使湖南新式学堂的算学教学水平跃居全国前列，构成了湖南维新运动的核心力量，用行动实践了谭嗣同“以算学育人才，以人才推变法”的战略构想。

（二）算学实践的思想启蒙

谭嗣同的一系列观念主张重塑了知识分子的认知高度与思想境界，让人们逐渐意识到算学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其具有平等观和辩证观。从“继别为宗”结构下失衡的尊亲关系出发，他初步提出“不分嫡庶，皆称别子”的宗统设想；通过溯源“为人后”到兼祧制的历史与礼典根基，他批判晚清独子出继与兼祧引发的社会乱象。他变通的宗法观旨在提升个体的平等地位，“复于古”的礼观又将富民的民生问题放置于礼教之先。最终，以倡民权、兴民生为旨归的宗法礼制思想显现出“礼情并蓄”的人文色彩。这种认知方式的变革，为五四时期“赛先生”的接受奠定了思想基础，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四、谭嗣同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其思想与实践也深受时代背景的制约。如谭嗣同对新疆、西藏的“累赘论”，本质上是传统中原中心主义思维的延续。他未能意识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后（1878年），边疆已成为抵御列强侵略的战略屏障（如新疆建省后有效遏制沙俄扩张）。这种认知盲区反映了晚清士绅阶层对边疆地缘政治价值的集体忽视，而算学社作为内地学术组织，自然未涉及边疆问题的学术研究或启蒙。

算学社的核心目标可能是“以算学强国”，但在传播西学时，往往需借助传统儒学话语（如援引《周礼》《墨子》中的“算学”渊源），将西学附会于中学，本质上仍依赖封建文化权威，难以形成彻底的思想革新。

多维度的社会影响表明，谭嗣同的算学实践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造运动，它通过教育革新培养新型人才，借助政治实践推动制度变革，虽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最终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维方式的转变。他将算学社打造成融合知识传播、人才培养和制度优化的变法实践平台，实现了科学启蒙到政治变革的转化，这种系统的变法路径展现了其作为改革家的实践智慧。

〔作者系浏阳市档案馆（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馆长（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