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永新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延安时期，他还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毛泽东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态度就是党性，没有这种科学态度，就叫没有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如何把“实事求是是最大党性的思想路线”贯彻于实际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四对关系来理解和把握。

关系一：把党性锤炼和能力提升相结合

贯彻实事求是，需要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本领。实际上，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现在是有本领恐慌的。“本领恐慌”这一概念最早由毛泽东在1939年提出。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我们队伍当中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一种本领的恐慌。”当今社会，新学科层出不穷、新知识高速增加。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知识层出不穷，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风险挑战应接不暇。倘若没有本领恐慌，不及时将知识扩容、将能力拓展，终将会被淘汰。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面对本领恐慌，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这就要求我们切实把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将主动学习培养成一种兴趣习惯，努力做一名勤耕不辍的笃学者，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家，用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韧劲不断提高自己。要树立超前的学习理念，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先学一步、多学一点。要有压力紧迫感，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视野，提高知识素养。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重提本领恐慌。他认为，要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和内在规定性，没有本领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干部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学习。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得学好；第二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得好好读，现在特别是在“第二个结合”日益提高的基础之上，传统文化这方面要“补课”；第三个方面，国外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得掌握；第四个要学的是实际工作所需的各类知识。礼记有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领导干部就要通过这样一种学习，来全面提升理论水平，从而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关系二：把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怎样衡量一个人是否讲党性、党性是否纯粹呢？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看其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真正做到“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从政党理论视角看，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精英型”“魅力型”政党的核心标识，其学理基础深植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政治合法性生产的双重逻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前提是“他们从事着实际活动”。由此，真理的生成顺序只能是“实践—群众—认识”。毛泽东将这一顺序中国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质是把“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程序嵌入“群众实践→领导加工→群众检验”的循环，使党的思想路线获得“社会实验室”的连续验证功能，避免了苏联式“命令认识论”的信息扭曲。中国共产党通过“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双螺旋，把“同意”建立在可验证的绩效与可参与的过程之上：一方面，政策绩效由群众实践结果而非上级意志裁定；另一方面，群众通过“再实践”环节对政策进行“二次授权”，形成“绩效—同意”的闭环。由此，政党合法性不再仅依赖意识形态象征，而是转化为“可纠错、可累积”的科学—民主程序，降低了“魅力耗散”带来的合法性风险。

“党性”在此扮演着认识论与政治学之间的转换器。它要求精英主体以“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自我规训，把群众分散的经验升华为系统的科学理论，再把系统的科学理论转化为群众可感、可验、可用的“人格化示范”。这一过程既抑制了“理性官僚化”倾向，又防止了“民粹短视化”陷阱，使政党始终保持“先锋队”与“群众教师”的双重身份动态平衡。在信息碎片化、价值多元化的风险社会，“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提供了一种“可扩展的治理接口”。

关系三：把实事求是和“六个必须坚持”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指引。“六个必须坚持”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哲学，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思想武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把“实事求是”与“六个必须坚持”相结合，不是政策层面的简单叠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范式革命”。它以认识论同一性保证理论连续性，以方法论系统性回应时代复杂性，以话语开放性参与世界历史叙事，从而为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提供了既内蕴中国经验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方程式”。

从学理上看，“实事求是”与“六个必须坚持”并非并列概念，而是“真理标准”与“真理体系”的关系。前者提供认识论原点，后者构成系统化的方法论展开。“实事求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被毛泽东界定为“从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其哲学内核是唯物辩证法的“物质第一性”原理；“六个必须坚持”中的每一条均以“从实际出发”为逻辑前提，表现为对同一认识论基底的时代表达。人民至上、问题导向等范畴，本质上是“实事”在主体维度、实践维度的具体化，从而避免了“唯客体主义”的机械性。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侧重打破教条主义，恢复实践权威。进入新时代，改革由“点”到“面”跃升为“系统集成”，需要把分散经验上升为总体框架，“六个必须坚持”正是通过系统观念、守正创新等范畴，把“实事求是”的单点突破提升为“复杂社会工程”的整体协同，实现了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历史理性与系统理性的辩证综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在“六个必须坚持”中获得新的检验机制。人民至上提供价值裁判，问题导向提供压力测试，胸怀天下提供外部参照，系统观念提供整体反馈，从而把一次性检验转化为“持续—系统—开放”的闭合回路，防止“实践标准”被简化为短期功利主义。

关系四：把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把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是新时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这一辩证关系在新时代被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升华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其理论贡献在于，把“实事求是”从作风要求拓展为“制度—文化—心理”一体化工程，使真理认知、价值认同、行为约束三者闭环运行，形成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长效机制。

首先，我们要以制度固化实事求是的认知成果。思想建设解决“知”的问题，但“知”若不转化为刚性的制度安排，就容易停留在“会上感动、会后不动”。新时代把“调查研究”写进《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就是以党内法规形式把“实事”如何“求”的程序、标准、责任固定下来，让“真理标准”从哲学命题变成可检查、可追责、可问责的具体条文，从而防止“拍脑袋决策”“造假政绩”等现象反弹回潮。

其次，我们要以思想引领制度运行的价值方向。制度再细，也有空白、有时滞，当“政策一出台、对策就出台”时，最终守护制度生命线的仍是党员干部内心的是非尺。新时代用伟大建党精神、自我革命精神教育全党，就是在制度运行前端植入“源代码”，使各级干部在面对“数据造假有利可图、环保限产有损GDP”等现实选择时，能够自觉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校准利益计算，让制度执行摆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困境，形成“制度要求—心理认同—行为习惯”的良性循环。

再次，我们要以“制度—思想”双向奔赴破解“六个必须坚持”的落地难题。“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若只靠思想动员，难以杜绝“形象工程”“数字脱贫”；只有把“群众满意度”设为刚性指标、建立“返贫即问责”机制，人民立场才不致沦为口号。“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若只靠制度激励，也可能异化为“为创新而创新”；只有在思想教育中厘清“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创中国化时代化之新”的边界，才能防止借创新之名行改旗易帜之实。

由此，思想建设为制度注入灵魂，制度为思想提供铠甲，二者在实事求是精神照耀下实现历史主动与制度理性的深度耦合，使“六个必须坚持”从政治要求转化为可重复、可检验、可持续的治理实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真理与价值的双重轨道上稳健前行。

（作者系长沙市社科联特约研究员、浏阳市委党校教研室副主任）